北宋崇宁年间，苏轼病逝常州没几年，蔡京借变法清算元祐旧臣，亲笔题写的“元祐党人碑”立遍全国，苏门子弟、门生尽数遭贬斥打压。苏轼幼子苏过为完成父辈归葬嵩山脚下的遗愿，拖家带口扶灵北上，一路既要应付官差的刻意刁难，还要提防想哄抢苏轼手稿、攀附权贵的地方滑吏。 落脚郏县后，他撞见当地县官借着党禁名头加派捐税中饱私囊，逼得农户纷纷逃荒。苏过没端旧家子弟的架子，凭着父亲当年在徐州治洪、在杭州修堤留下的实务经验，带着当地百姓疏沟渠、改沙田，还把苏家珍藏的书稿抄录散给读不起书的穷书生。哪怕后来被蔡京党羽罗织罪名编管海南，他也没肯写半句诋毁苏门清誉的供词。等后来党禁弛解，郏县人人念着苏家的恩义，苏门的清风气骨也跟着传了下去。
